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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唐代商人一经登记市籍，本人及三代不得应试入仕，违者流放。表面抑商，实为制度防火墙：国家依赖商税，却绝不让财富与权力合流。均田制与租庸调靠把人钉在土地上维系税基，商贾一旦得官，便会兼并土地架空中枢。钱袋只可被抽税，不可长出手脚。安史之乱后卖官只是权宜，局势稍稳即被剥夺。身份烙印比金印更久，其逻辑至今未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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